陈恭禄是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和史料学的研究
，近年来其主要著作不断翻印重出，学界对其关注也与日俱增，因此搜罗整理其星散文字，梳理其求学与任教经历，略述其史学思想与现实关怀，对于进一步了解陈氏的学术成就与学术特点当不无小补。
陈恭禄像
一、求学与任教
陈恭禄，生于1900年7月28日，因病卒于1966年10月8日，江苏省丹徒县高资镇人。陈氏出生于商人家庭，“辛亥革命前后，与弟恭祯同往镇江求学，曾受业于鲍心增老师门下”。而鲍师同为丹徒人，光绪八年（1882年）壬午科举人，十二年丙戌科进士，十五年己丑朝考，以主事分吏部考功司兼稽勋司行走。到戊戌年（1898年）补军机章京，其一生最为光彩的便是在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事变时，一度抗颜上疏，而在帝后出逃前夕留守军机处，得以随扈西行参与机密。在陈恭禄后来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义和团之扰乱（续前）”一篇中，谈到光绪帝在“西狩”途中下诏罪己，其文“多责臣下之语，而于此次祸变，淡然叙述，且有自护之处”，而陈氏据《鲍心增行状录》得知“谕旨由其拟成，中多沉痛之语，亲贵将其删去”。后来鲍氏作为“庚子西狩”的随从功臣，在清末颇有升迁，一度担任青州知府。

武昌起义后，遁归家乡，以遗老自居，“蛰居斗室，课徒自给”，故陈氏求学应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鲍氏为人“确然自守，不为曲阿”，并不以学著称，据笔者所见现存诗稿二卷、遗稿若干，当时上课“教童冠十许人，日以忠孝大节相激厉”。柳定生在《史学家陈恭禄先生传略》称鲍心增“对学生讲解经史，指导作文，背诵诗书，要求甚严，为学生奠定深厚的基础”。而陈氏在后来的文字中，对这位启蒙老师虽提及不多，惟在1939年1月《中国史》第一册的自序中有过一段较为详细的回忆：“余忆二十余年之前，从先师鲍心增先生读书。师命圈点《御批通鉴辑览》，并讲授历史书籍，为余读史之起始，性颇好之，乐不释卷。今则稍从事于整理旧史，而师先已病没。追思昔日课读之勤，不胜今昔之感，尝在涕下，因以此书（《中国史》）第一册纪念先师。”因此陈氏从鲍师处所受的，除了旧学功底外，在品行气节上所受砥砺或许更大。
1916年，陈恭禄赴扬州入美汉中学读书，该校为美国教会所办，经此陈氏的中、英文根底在中学时代已初步巩固。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该校亦为美国教会所办，不过当时学校以农林学科见长，文科相当薄弱。据1920年左右教育部对金陵大学的视察报告称：“该校文科设立最早，虽有学制，仍照部章办理，然内容既欠充实，组织复多凌乱，故就一般而论，殊无成绩可言。所谓内容尚欠充实者……如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科，在文科中皆为重要科目，而各科教员或由他科兼任，或尚付缺……中国文学、历史等科，虽有中国教员2人，亦仅教授浅近文学，于重要文学、历史科目未能顾及。”故陈氏入学之

初，应是鉴于学校学科的强弱，又本着科学救国的思想，一开始“选择就读于化学系，后因兴趣不大，又考虑到中国是农业大国，以农立国……于是改学农科，最后有感于日本之发展、印度之沦亡，又认识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是历史，于是转入历史系”。当时金陵大学历史学科主持人为美籍贝德士（Miner Searl Bates）教授，贝氏于1920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同时获得近代史专业的文学学士学位和政治学与国家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治史重信实、尚渊博、明主次、戒媚夸，洵为纯朴坚实的学者”。同年夏天他回到美国被联合基督教布道会授予传教士资格并派往金陵大学工作，此后开启在中国三十年的非凡生涯。贝氏到达该校后，便锐意经营历史学科，到1924年原本合在一起的历史系和政治系分别独立，从此历史系在其带领下迅速壮大。因此陈恭禄进入金大学习，正赶上了历史系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
在大学就读期间，陈氏已在贝德士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利用国外资料研究
中国近代史。期间有感于日本和印度两国与中国关系密切，国内又缺乏日本史和印度史著作，故先后于1925年撰成《日本全史》、1928年撰成《印度通史大纲》，“二书概括地叙述两国从开国迄于现代的发展，读者一览，即可明了其国内情况与问题，实为介绍邻国国情必读的入门书”。这两部书的写作也由贝德士指导，向陈恭禄提供了大量国外的日本和印度的研究著作。《日本全史》出版时，由贝德士为其撰写序言推荐，甚至资助其出版。因此在两本书的自序中，陈恭禄均对老师表达致谢。此后陈氏在史学上的成就，固然是由于自己的努力，但贝教授治学的笃实谨严，对他的影响也很深刻。由于贝氏主授外国史，故陈氏当时所读也几乎全是外文原版的外国史著作，因此对于国外资料和研究动态极为熟知，视野也极为开阔。

金陵大学历史学科主持人贝德士（Miner Searl Bates）教授
1926年夏，陈氏毕业于金陵大学历史系。当时其父经商失败，无力资助他出国深造，便在南京明德中学教课。1928年金大文学院知陈氏原有编写《中国近代史》的打算，乃聘其为历史系助教，担任中国近百年史的讲授。由于当时大学缺乏中国近百年史教本，陈氏便在原有自编讲义的基础上着手写教材。他积极地利用当地各图书馆史料，撰成《中国近代史》的初稿，全书共十九章，自大学本科毕业时起至1934年完成，历时约十年，共六十余万字，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史最完善的大学用书。出版以后，行销一时，曾列为大学丛书之一。后因此书篇幅较多，又改写成简史，名为《中国近百年史》，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至1933年夏，陈恭禄在金陵大学讲授中国近百年史及中国通史两门课程，由助教升为讲师。1933年至1935年秋，应武昌武汉大学之
聘，讲授中国近世史、中国通史以及专史研究（日本史与印度史）课程，任课一年，晋升教授，讲课之暇，专心撰述。1936年夏，辞离武大，仍回金大任教。而与陈氏同时的如杭立武、王绳祖等等皆出于贝氏门下，其中大多留校任教，进一步扩充了金大历史系的教学和研究队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金陵大学西迁，一部分往皖南，大部分入四川。陈恭禄沿途辗转，历经艰辛到达西南。平日除授课外，矢志埋首写作，兴趣转入研究中国古代史，撰成两册《中国史》，后均由商务印书馆发行。1942年秋，陈氏又应国立西北大学的聘请，前往城固讲学。在城固仅一学期，又写成《中国通史讲义》一册，通论自远古至三国时期的史事。翌年复返成都金陵大学任教。1943年《五年来之金陵大学文学院》的“科系简况”记载了当时陈恭禄与历史系的情况：“首都濒危，本校西迁。本系主任贝德士先生留京照管校产，教授仅陈恭禄、吴征铸两先生先后随校来蓉，系务由陈先生主持。……中国史方面，有陈恭禄先生指导。……本系同仁素重研究工作。陈恭禄先生之《中国近代史》、王绳祖先生之《现代欧洲史》，均已列为大学丛书，早已风行全国，颇得学术界之好评。


近来陈、王两氏，对于著作，赓续努力。陈恭禄先生对于断代史之研究，其《中国史》第一册叙述远在古至秦代，已由商务出版，第二册叙述两汉，稿件亦已交付商务，惜香港陷落，未能付印。现陈先生又着手于《中国通史》之写作，又于去秋一度赴西北大学讲学云。”等到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夏陈恭禄绕道西北经西安、洛阳、开封东归故里，并于秋天迁移南京。据学生章开沅回忆，在1947年贝德士的一封家信中曾谈及在中国的经历，其中对于在金陵大学历史系的工作有过一段回顾：“我试图扶植中国青年教师，让他们得以顺应自己的兴趣与长处……王（绳祖）、陈（恭禄）不仅教学出色，他们的著作已有并将继续增长广泛的影响，因为他们编写的大学教材已成范本。”可见当时贝氏对于得意门生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二、史料与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