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
与重逢
：徐志摩与汉学家卫礼贤徐志摩和卫礼贤在法兰克福的重逢
，以及二人期望促成的中德文化合作的这一段往事，因为他们先后的离世而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万惊雷
法兰克福之行1928年的下半年，诗人徐志摩曾有一次长达近半年的环球之旅。这一年的6月，徐志摩和友人王文伯同行前往美国，然后经欧洲转赴印度拜访泰戈尔，11月始返回国内。在旅途中，徐志摩保持着和朋友们的通信，而他给妻子陆小曼的去信自然更为频繁。几年后他曾在信中称“我那时寄回的一百封信，确是我心血的结晶，也是漫游的成绩”（1931年3月19日致陆小曼），但由于陆小曼的疏忽，这百来封信件在当年保留下来就不到十封，而且多为旅途前半段的信件。为此徐志摩还曾在信中质问 “前三年我去欧美印度时，那九十多封信都到哪里去了？那是我周游的唯一成绩，如今亦散失无存，你总得改良改良脾气才好”（1931年5月14日致陆小曼）。
这批信件的丢失，不仅让诗人向爱妻发了脾气，也给后来的研究者们带来了麻烦。也许是因为第一手资料的匮乏，对徐志摩这次环球之旅的动机和细节，徐的生平研究者和传记作者至今都语焉不详，尤其是对徐志摩这次旅途中的法兰克福之行，更是鲜有提及。

陈从周编定的《徐志摩年谱》对徐志摩此年的欧美之旅一句带过，仅提到徐经过印度和英伦，未涉及徐志摩的德国之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的《徐志摩全集》中的年谱部分也仅仅重复了陈从周的说法。其他传记作品也基本都将徐志摩的这一段旅途略过。
在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收藏的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遗稿档案中，有一封徐志摩寄给卫礼贤的六页信笺手稿，信的开头写到：“希圣先生有道：佛府别后，即由马赛迳抵印度，访泰谷尔先生。于圣地小住八朝，备承渥遇。又登喜马拉雅大山，风云壮丽，甚发遐思。归途游缅甸、南洋，亦广闻见。抵沪以来，已逾半月……”
卫礼贤
徐志摩信中提到的“佛府”是当时国人对法兰克福的简称。1924年夏，卫礼贤从北京回到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次年在当地成立了一所研究中国学术的“中国学院”。徐志摩了解卫礼贤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偏爱，因此用他的中文自号“希圣”相称，还特意采用了文言体。这封信上注的日期为12月8日，虽然未标明年份，但根据内容可判断为写于1928年。
显然，徐志摩在法国马赛登船前往印度之前，曾有法兰克福一行。此信就是徐志摩从印度回到上海，接到卫礼贤来信后的复信。信中，他还感谢卫礼贤接洽德国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并请卫礼贤代购部分德国名画印品，为次年在上海举行的首届全国美展做准备，这也多少道出了徐志摩法兰克福之行的目的。

其实，台北版《徐志摩全集》的主编之一蒋复璁，是应该了解徐志摩的此次法兰克福之行的。徐志摩回到上海之后，在给蒋复璁的信中，谈及了他赴法兰克福之事：“此行先后五月，由纽约而英伦，更经柏林巴黎到佛府，与卫礼贤畅叙甚欢。游印度三星期，见诸大菩萨，登须弥高峰；心愿大偿，欢喜无量”（1928年12月3日）。
卫礼贤是徐志摩和蒋复璁共同的熟人。1922至1924年，卫礼贤再度赴华期间，一边在德国驻华公使馆工作，一边在北京大学教授德国文学和哲学。蒋复璁曾在北京大学旁听过卫礼贤的课，据他的回忆，“当时校中还有一位德国籍汉学家卫礼贤在此教德文，我有很多德国文学方面的著作就是跟他读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蒋复璁口述回忆录》）。不过，台北版《徐志摩全集》中的年谱，并非蒋所亲自编撰，全集主编蒋复璁和梁实秋可能对徐志摩法兰克福之行的细节也并没有太在意。
在卫礼贤遗稿档案中的日记部分被整理出来之前，徐志摩法兰克福之行的行期和目的，只有通过他此行前后写给友人的信件做一推测。例如，尚在英国的徐志摩给胡适写信，提到他想去德国的打算：“英国大约住至九月初旬，迟至初十必走，颇想去德国溜达一星期。巴黎总得到，但至多留四五天。我的船是九月二十一自马赛行，一直到Bombay，再坐火车去Calcutta”（1928年8月21日）。信中，徐志摩还简略地提及一个美术馆的计划，披露了他想去德国的意图，“其次德国印画真好，名画已多有复制。一如真迹，荟其尤精者作一展览，大可转移国人对洋画印象，比较亦不费，九月中拟专去Munich及Leipzig探问此事。”

从伦敦南下地中海沿岸的马赛上船，以当时的交通状况，必然要经过巴黎。徐志摩想利用这段旅程，顺道前往德国，而其目的便是物色或购买德国的名画复制品。但在给胡适的信中，徐志摩只提到慕尼黑和莱比锡两个德国地名，未涉及法兰克福，也未提及要和卫礼贤相聚。徐志摩还在信中建议，“我意最好由我带回一些印画及prints以为标样，同时与各大印画所接洽整套购置方法。此函到时，至快约在九月八九日，如能于接信五日内商问蔡先生电汇款来Sinolegate London，尚可于行前向Munich及Louvre购备带回，否则又多须时日矣”。徐志摩的设想固然不错，但事涉拨款、汇款、购画等多重环节，以当时的通讯条件，想在月内办妥则多少有些仓促。
在法兰克福之行的前后，徐志摩还曾两次给泰戈尔的秘书、英国人恩厚之（Leonard Knight Elmhirst）写信，第一封信提到：“今晨我往伦敦，明天下午到德国。来函盼望寄法兰克福地址便可”。徐志摩给恩厚之留下的地址便是卫礼贤所在的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他从法兰克福寄出的信则写道“一到法兰克福就收到来函，谢甚。我在德国到过不少地方，也看过不少的人，现在我要往巴黎去了”。徐志摩的这两封信分别注明为1928年9月的星期五和星期六


，未写具体日期。不过，根据1928年的年历，在徐志摩马赛上船的9月21日之前，9月份只有两个周末，因此也可以容易地判断出，徐志摩给恩厚之的这两封信分别写于1928年的9月8日（星期五）和9月15日（星期六）。这样，他离开伦敦的日期应该是在9月8日或9日，9月9日到达德国，而他离开法兰克福前往巴黎的日期则是9月15日。可以作为印证的是，在即将离开马赛港前，徐志摩再致信胡适道：“欧游已告结束，明晚自马赛东行。巴黎三日，故侣新知，共相欢叙，愉乐至深”（1928年9月20日）。可见，徐志摩在9月15日告别卫礼贤后，从法兰克福前往巴黎，逗留三日，再从巴黎前往马赛，启航前往印度。不过，据此却仍然难以确定徐志摩到达法兰克福的日期。